“莆田系”也许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全文将刊在澎湃新闻“思想”频道
3月9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吴重庆受邀于清华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一场题为“同乡同业：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的演讲，以福建省莆田市的金银珠宝行业为例，他分享了“莆田系”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活动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以及如何被类型化的研究发现。
在“魏则西事件”后，在普通人心目中，莆田系渐渐成为了虚假医疗、虚荣和暴富的代名词。而吴重庆教授的讲座，试图为我们呈现一个不同的莆田。在莆田人吴重庆眼中，他的家乡同时也是一个重视宗族和传统，虽是弹丸之地却能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蚀的美好所在。在中国农村被笼统描述为“空心化”的论述之中，莆田可以被视作“反空心化”的一个代表。在讲座主持人，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张小军教授看来，吴重庆关于莆田系的研究指出了社会关系资本在乡村复合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一种同乡同业的乡土经济形态给我们提供了中国乡村经济未来如何选择道路的思考。莆田的经验提醒我们“市场”从来不是只有经济属性，它的社会文化属性同样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史上罕有的边缘与中心的翻转
莆田这个小城的总人口只有287万，其中海外侨胞就占到了150万，分布在8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华侨50万，华人100万。而且实际上莆田不止有民营医疗行业，吴重庆教授是以莆田的金银珠宝行业切入展示它“同乡同业”的经济形式是如何得以蓬勃发展，成为了中国银饰之都的。据了解，莆田的金银珠宝行业的年总产值达到4000亿，占全国总产值的60%之多。
吴重庆教授认为，了解莆田系的起点应该从历史上的流动货郎和流动工匠开始。以中国珠宝金银之乡——莆田北高为例，这里人均耕地不足，长期位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但是当地有着打石的传统工艺，正是这项工艺在80年代初演变成了“打金业”。 吴重庆将莆田“打金业”的商业模式定义为同乡同业，并强调它不同于乡镇企业、地域性商帮，族商和专业镇，它是“同一地区的人群，依托乡土社会网络，在乡土之外经营相同的行业”。
技术的发展对莆田“打金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具体来说，这里的打金从最开始依赖纯手工，行业门槛高，到铁模和石膏模的发明，大大降低从业门槛，金银首饰款式变多，价格降低——市场需求被激发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在90年代，信息并不发达，莆田人就以当地为中心，形成了3万自发的推销大军冲出莆田形成了一个无远弗届的推销网络。吴教授举例说自己的初中同学就运营一辆从莆田开往广州的大巴车。这些推销大军带来了全国各地的新鲜信息。慢慢的，这里成为了辐射全国的银饰批发地，因为“莆田人”最了解市场的需要。
吴重庆认为莆田的打金业（以莆田北高为例）是以乡村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地缘性行业。它区分于西欧的家庭作坊，也不同于80年代的中国乡镇企业。基于这些特点,莆田从传统意义上的“边缘”变成了“中心”,这是因为当地人十分擅长依托本土的社会网络，并慢慢在当地集结出了打金行业的各种生产要素，继而涌入城市，对城市里的生产要素“反组合”，最终实现了中国经济史上罕有的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翻转。
“同一个宗族共同富裕”信念下的经济奇迹
莆田的“经济奇迹”的背后是基于同一个宗族的共同富裕的理念，以及随之带来的对年轻人创业的扶持。比如一个家族中先有人从事打金行业，同族的堂弟或者表弟来跟着学习这个技术，是不会被看成雇员的，也不需缴纳培训费用，恰恰相反，亲戚们会推动自己的晚辈在学习一年后即可去创业。换言之，莆田想从事打金业的年轻人想创业非常容易，因为每一个初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都非常容易掌握所有生产环节，实现全产业链条的经营。
在他看来，蒲田“打金业”的经济模式还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的一次逆袭，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在打金业中，莆田农村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环节中仅作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而存在了。莆田的这种经营方式，也不需要垄断经营，并未体现垄断市场的大鱼吃小鱼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因为打金业都是个体户小业主，紧紧依托各自的微型亲属网络，而各网络之间并没有形成进一步的联合或者结盟，更没有垄断市场。“资本的逐利本性往往导致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可能被抽离出它原先的“文化母体”，所以在任何一个可以实现成本最低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场所重新组合，这样的后果就是经济与社会的脱嵌，成为“无心无肺”的经济形态。而在中国造成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乡村的空心化，意即乡村的劳动力，原材料资金都被工业化城市吸纳殆尽了，农业凋敝，劳动力流失，乡村的经济及社会失去了再升级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是莆田打金业不同，它创造出了有别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社会网络与经济网络相互嵌入，不仅与乡土社会网络相互依托，两者之间还能够相互激活。”吴说，例如，他的研究发现了莆田人在社会资本积累方面的在地化，以及成功取向的在地化。简单来讲，就是莆田人取得商业成功后非常重视反哺家乡，他们回乡盖房、建庙宇、发展水利、建设公路等等，他们仍然非常重视乡邻关系。
“成功取向在地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打金的业务仍需要在家乡联系。打金业的形态要求和亲戚朋友进行情感沟通，否则就很难在行业中生存。对社区成员间身份的积极认同也非常重要。不同于普遍存在的莆田人回乡盖豪宅是炫富、“非理性消费”的观点，吴重庆认为，这其实是一种理性消费。第一个是它背后有一种感恩，感恩当年亲属的帮助，第二点就是通过盖房子背后目的是表明他们身份的成功，这其实就是一种身份政治的体现，通过盖房子，他们再次获得社群认同，为后代的相亲等活动积累社会资本。
民俗的进一步激活，乡村公益的发展
依托乡土的商业发展带来的是莆田民俗和民间信仰活动的进一步激活，以及乡村公益的发展。以元宵和神诞这两个节日为例，莆田的元宵节非常热闹，已经被《国家地理》杂志誉为全中国最热闹的元宵节。神诞节则讲究人神（指玉皇大帝）共娱，传统的被称为南宋戏剧活化石的“莆仙戏“，吴重庆统计了一下，可能当地的戏班子每年要演2万多场。莆仙戏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场域”，使莆田人广泛参与并进一步获得身份感和被认同的感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组织和乡村公益也都发展起来，比如说修建妈祖庙，老人协会、学校、修水利和道路，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也都说明了他们对乡土的重视。
在神化个人奋斗及个人发展的心灵鸡汤大行其道的今天，莆田的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的范本，在这个故事里，个人和他的文化母体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张小军教授在点评中补充说，从历史上看，南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科举水平最高的地区，包括浙江南路、福建北路、福州路和莆田所属的兴化府。18世纪以前华南地区的经济优势直接促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中国近代的大部分领袖人物都出自这个文化区，这个地区也是改革开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张小军认为从文化经济的视角，不能单纯讲经济市场，市场的复合属性中还包括社会资本市场等，即离不开乡土地缘、血缘和业缘的共同体文化。因此，乡土文化母体对于经济的发展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文化土壤破坏了，经济的发展也将步履维艰。
在问答环节，有观众问到吴教授如何看待现在包括电商在内的这些新技术，对于乡村的“收割”，吴教授答道，尊重农民的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也批判了如今出现的一些假的合作社。他认为让农民合作需要政府来帮忙解决组织成本的问题，如果不提供组织成本，合作无法进行。当被问到莆田系的医院难以被监管的问题时，他认为宗族的力量应该被利用起来，进行德治。他强调他的演讲，也没有想为莆田系的医院“背书”，他承认莆田系行业协会之间存在壁垒和斗争问题，但是他的研究意在解释莆田系的社会活动为什么这么依托于乡土，并且看重营造乡土的社会关系，而未出现像其他农村那样的虚空化的情况。